1927年，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从5.8万多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。这一年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人之一李大钊及其早期共产党员陈延年、赵世炎等人相继英勇就义。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中国共产党为何会陷入被瓦解和消灭的危险之中？当时，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联合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革命势力，结成了反共统一战线。在国内外反共势力的野蛮支持下，蒋汪集团背叛革命，对共产党党员及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实行大逮捕、大屠杀。

　　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，上海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300多人，被捕者500多人，失踪者达5000多人。5月21日，国民党又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，长沙有1万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。

　　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，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，其中包括夏明翰、向警予、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也义勇牺牲。面对革命成果毁于一旦的危机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过于盲从共产国际的指导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主要领导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，使得革命遭到失败，中国共产党也陷入了险境之中。在抉择关头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陈毅等人挺身而出，领导武装起义、挽救革命，彭德怀、贺龙、郭沫若、徐特立等人，更是在白色恐怖之下毅然入党。

　　在革命形势十分紧迫，革命力量如此微弱的情况下，中共中央参照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，力图通过武装起义占领中心城市来夺取政权。1927年8月1日，在周恩来、贺龙、叶挺、朱德、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，2万多名起义将士在南昌城头，打响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枪。这一声枪响不仅点燃了黑暗中的一把火炬，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、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。

　　南昌起义后，中共中央又先后领导了秋收起义、广州起义、海陆丰起义等武装斗争，但是这些力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英勇反击，大多以失败而告终。一次又一次的实践，使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在中国重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老路是行不通的，必须要开辟出新的革命道路。秋收起义失败后，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，果断改变原有部署，带领起义军南下，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。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，毛泽东整肃军队，积极开展农村工作，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。

　　在全国革命处于低谷的时候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不仅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星星之火，还创造性地开辟出“农村包围城市，武装夺取政权”新的革命道路，不仅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，同时也推动了革命燎原之势的早日到来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树立了榜样，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。到1930年夏，全国已建立了大大小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，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，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。

　　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，是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。毛泽东后来在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》一文中指出“红军、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，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，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；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。”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，而是行动指南，必须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展。如今，回望90多年前那个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，没有中国共产党坚定的革命意志，独立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发动武装起义，没有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，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，就没有中国革命新纪元的开启。

　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，但过程必不轻松，机遇与挑战并存。作为青年检察干警，我们就是要学好、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看家本领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，才能应对挑战，抓住机遇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书写检察工作的新篇章。